第十八届群星奖决赛第一天的下午和晚上,参加决赛的21个舞蹈作品率先亮相东方艺术中心——清新的泥土气扑面而来,平凡的众生相拾级而上,真率的情思美御风而起……一时间,场内的观众和“云”间的网友赞声潮涌、掌声雷动!
“圈外”的群众舞蹈,表现出人民群众广泛的参与性
群众舞蹈,就其文化功能而言,可以分为两大类,即活动沉浸类和创编观赏类;前一类以“广场舞”为代表,进入剧场的“群众舞蹈”属于后一类——这是区别于“活动类”的“创编类”。创编类“群众舞蹈”的关键词在“群众”,它可以理解为是非职业舞者创编的作品。
过分的“职业化”,往往被人视为“圈子”,而我们“群众舞蹈”就是“圈子”之外的大千世界。我们有少儿舞蹈《击壤歌》,这个来自湖北江陵的作品由一支特殊的少儿群体——乡村留守儿童来表现,在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”的方言童谣伴奏下,表达出自食其力、自我奋发的精神;我们有中学生舞蹈《锄禾》,这个由海南文昌华侨中学表演的作品,取意唐代诗人李绅的《悯农》,也是对“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”的一种独特体悟;我们有老年人舞蹈《奶奶·虎头鞋》,这个作品的表演者是山东省文化馆的老年舞蹈团,作品在聚焦“空巢老人”这一社会群体之时,通过“虎头鞋”表现出她们对子孙已长大成人的欣喜并表现出她们乐观的生活态度……在我们“群众舞蹈”的大千世界,有来自军营军械维修战士的《快乐的维修兵》,有来自浙江宁波基层工会的《快递小哥》,有来自西藏山南基层民众的《雅卓冲谐》……
群舞《快递小哥》
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两个由聋哑人表演的作品——湖南长沙特殊教育学校表演的《呼唤》和上海残疾人舞蹈团表演的《红韵》:其实,他们的表演本身就具有“身残志不残”的励志精神,更不用说他们的《呼唤》在呼唤生态保护,他们的《红韵》则高扬起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!
表象之上,是日常生活“追梦”的精神性
广泛的参与性作为非职业舞者创编作品的显著特征,在题材选择上则体现出某种共同特征,即表现出日常生活“追梦”的精神性。观看这21个经过层层选拔、因而个个出类拔萃的作品,你会发现它们的选材都贴近日常生活——这是大千世界的日常生活,因而它们选材的对象丰富多彩;这是大千世界日常生活养育的不同群体,因而它们选材的视角异彩纷呈;但最值得称道的是,它们并不仅仅漂浮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中,而是表现出某种精神的超越性,可以理解为表现的是日常生活“追梦”的精神性。
以几个乡村题材为例:比如由陕西神木演出的《毛乌素沙漠的女人们》,“女人们”植绿护荫、抵御沙魔的日常生活,本身就体现出一种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”的崇高的精神性;那些艰难跋涉、众志成城、永不退缩的动态,为“追梦”的精神性赋予了执着坚韧的注脚。又比如由贵州文化馆演出的《苗家阿婆笑哈哈》,透过阿婆们日常生活的幸福感,来颂赞党和国家对贵州“大扶贫”和“精准扶贫”产生的效益;当阿婆不是“自拍”就是“网购”、不是“K歌”就是“走秀”之时,你看到的是“追梦”的精神性已然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了。还比如浙江嘉兴演出的《村里的画室》,表现着农民作画的日常生活——舞者们在画画的人和人画的画之间转换,使得这个“日常生活”不仅是“精神性”的“日常”,更在“日常”中进行精神产品“农民画”的创造。仅以此三个作品为例,就能从不同侧面看到党和政府“乡村振兴战略”的丰硕成果。
群众舞蹈表现出“群舞”体裁深邃的创意性
毕竟,“群星奖”的舞蹈决赛也是一次真正的艺术较量,作品表现什么、如何表现以及表现得如何,必然为业内外所关注。进入本届决赛的21个作品,从表演形式、或者说从舞蹈体裁来说都是群舞,而且大多数都是在参赛人数要求上限的24人的群舞。应该说,“群舞”这种舞蹈体裁更适合创编类“群众舞蹈”的表现;而这种体裁因为与活动类“群众舞蹈”的形态关联,也往往成为创编“群众舞蹈”的特征。
“群众舞蹈”作为非职业舞者创编的舞蹈,它的“非职业”并不意味着它的“艺术性”不讲究或层次不高;事实上,本届“群星奖”舞蹈决赛的作品,它们在“群舞”体裁创编上表现出的“深邃创意”,很值得我们专业舞者认真学习。
这个深邃的创意性,首先体现为“表意优先”的动机撷取。捕捉鲜活、生动、独特的动作动机,是舞蹈编创的前提。我们有些职业的舞蹈赛事按舞种进行,有时就难免在动机撷取上出现“风格至上”而非“表意优先”。本届决赛作品的动机撷取,在“表意优先”的前提下,更体现出对新生活的敏感和日常生活的细致——前者如《这么近,那么远》手机刷屏的动态,《流动的城市》拉杆箱拖拽的动态;后者如《海的女儿》对赶海、踏浪、戏水、摸螺的洞察,《守在村口的娘》对纳鞋、送儿、盼归的呈现,就是如此——使得人们感受到群众舞蹈接地气,甚至可以说是大地本身的奉献。
群舞《苗家阿婆笑哈哈》
其次,这个深邃的创意性体现为既往风格化素材在“表意”逻辑统领下的创造性转换。比如京族舞蹈素材在《海的女儿》、苗族舞蹈素材在《苗家阿婆笑哈哈》、达斡尔族舞蹈素材在《丰收》中的创造性转换;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,黑龙江群艺馆运用拉丁舞素材表现的《红高粱》,安徽凤台运用花鼓灯素材表现的《八月桂花》,在表现民族气节、讴歌民族精神、塑造民族英雄方面获得极大成功。
第三,这个深邃的创意性在全面探索“舞蹈织体”的基础上,在人体动态的拟形造意上有较大突破。“织体”在音乐上指“声部的组合关系”,“舞蹈织体”是这一理念在舞蹈编创中的运用。这次决赛的作品对于这一编创理念的运用可谓十分娴熟,但又没有“为技术而技术”的状况。关于人体动态的拟形造意,在《海的女儿》《红高粱》《村里的画室》《红韵》中都有极佳的表现,最值得称道的是重庆铜梁由中学生演出的《龙把子》,这一作品完全甩开传统的舞龙道具,在纯粹人体动态的拟形造意中,让舞龙之人与人舞之龙融为一体,让“龙”的形态形似更神似、舞形更舞神……
群众是舞蹈“双创”的重要推动力。舞蹈“双创”,指的是舞蹈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,一是因为群众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舞蹈创造新形象的基础;二是群众的喜闻乐见和差异审美是舞蹈形象构成丰富性的根源;三是群众对舞蹈活动的积极参与构成了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真实景观,他们在活动中的自我提升也构成了“以明德引领风尚”的真切效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