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舞蹈是一种非语言性文化

　　舞蹈是一种非语言性文化，它应立足于非语言文化特征去认识舞蹈的存在与发展，而自觉摆脱语言文化标准的桎梏。

　　多年来，中国谈艺术多强调共性，让人误以为只要有了《艺术概论》就有了一切——“把《艺术概论》拿来填上舞蹈实例不就是舞蹈概论了吗？”在抄袭剽窃的风气下，这也真是方便之举，它使舞蹈理论长期游离在舞蹈本体之外不说，“艺术概论”如何陈旧，舞蹈理论也如何陈旧。

　　舞蹈艺术的非语言性质一方面使舞蹈家大展身手，另一方面却是语言标准的围堵与限制，致使一些舞蹈“大咖”们说出常人听不懂的“舞人雷语”。如“动作就是动作，动作就是舞蹈内容”(巴兰钦)，又如“舞蹈若能说清楚，何必舞蹈？”(魏格曼)。为什么会有这些“雷语”？人们惯用语言标准或其他艺术标准来认识舞蹈，越认识越离谱，再老实的舞蹈家也要爆出“雷语”了。

　　破除张冠李戴之迷津的其实还并非舞蹈家们，首先抱打不平的是美国符号学美学家苏姗·朗格：“没有任何一种艺术，比舞蹈蒙受到更大的误解、更多的情感判断和神秘主义解释了。关于舞蹈的文学评论，尤其是那些不成其评论的评论，即伪人类文化学、伪美学，读起来是十分乏味的。但就舞蹈是什么——它表现了什么？创造了什么？它与其他艺术，与艺术家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如何？……对舞蹈直觉鉴赏，就像任何其他艺术欣赏一样直接和自然，但是要分析其艺术效果的性质，则十分困难，其原因很快就会显现出来。所以，出现了无数关于舞蹈者干什么、这些动作的意义如何的荒谬理论，使观众放弃了简单直觉的理解方式，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力学、杂技、个人的魅力和性感上面；或者让人们寻求画面、情节、音乐，总之人们随心所欲地想象的任何东西。”[1]

　　苏姗·朗格一针见血地戳穿许多人的自以为是。正因为许多人使用其他艺术随意点评舞蹈，才使舞蹈蒙上许多不白之冤。按苏姗·朗格的话说，那种以语言艺术或力学、杂技、画面等标准随心所欲地想象分明是伪人类文化学、伪美学。在中国，或许有些大谈舞蹈的人根本没读过苏姗·朗格的书，即使读过也是走马观花，更不习惯于独立思考舞蹈问题，因而不能改变固有的惯常思维。

　　还有一个极常见的词，叫“看不懂”。这是一句在中国颇流行、颇仗义的话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一种“越有文化越愚蠢”的观念左右了人们的意识，致使当代人不觉得无文化可耻，反以为荣，当然在审美中若敢说“看不懂”则颇有权威感。而在界内流行此话，便成为一句名正言顺的搪塞之词。

　　好在中国舞界终于不讨论“舞蹈的文学性”①了，说“舞蹈的灵魂是音乐”的人也已渐少，但是，手拿文学、音乐尺子丈量舞蹈的幼稚本质，并未真正解除。如今虽然“舞蹈本体”似乎已成为时尚口头禅，但能够真正弄懂舞蹈自身特性者、真正摆脱蒙受“误解”者至今仍是少数派。

　　为了突出舞蹈自律理论，突出作为完整的、身心一元的人体这一本体性，笔者曾说过，“舞蹈只有跳时才存在，不跳了，舞蹈即已不存在，舞蹈是鲜活的和现在时性的”，因此所谓“理论在舞蹈面前，永远是第二位的、灰色的，甚至永远词不达意”。有人对此不以为然，甚至以为笔者是反理论。其实不然，正因为理论在舞蹈面前具有从属性，我们才要永不停歇地进行舞蹈理论研究，以便寻求与舞蹈本体更接近的认识，跟上实践的步伐。舞蹈理论不要说永远超越不了舞蹈实践，如若真的超越了，那舞蹈理论研究岂不真的“寿终正寝”了？

　　舞蹈的真实情况是，舞蹈家以他们独特的思维和身体技能达到应有的高度时，那惊人的超验性，那表现出来的“艺术的形而上”②，不仅永不停止，有的层次之高、内涵之深遂，实在是任何艺术都不可替代的。在这种时候，舞蹈不可能用现成的人类语言或文字来说清楚，我们会发现原来人类的语言与文字在舞蹈面前实在太有限了，而舞蹈的表现是无限的。这一点，音乐与舞蹈，甚至有的美术品有很大的共同性，而音乐、美术早已摆脱了语言文字的标准，使用着自律理论在言说。

　　关于舞蹈的本性，20世纪初就有不少舞蹈家已经觉悟，已用事实警示了人们。又如舞蹈男神尼金斯基，他是一个典型的灵魂与肉体本就生活在舞蹈中的人，因此当他创作《春之祭》时，人们囿于固有审美经验而不能识别他的艺术境界，因而受到与斯特拉文斯基同样的遭遇，人们甚至以此断言他根本“不具有编导天才”。他的意识太超前了，人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他因患神经病住院时，跳起反战的独舞来，仍是那般令人战悚。他为何会生活在两重世界里？人们真正认识他，已是在他去世若干年后，当人们纪念他时，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天才。